編輯/獨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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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1年1月，曾印從冰天雪地的新疆來到溫暖的深圳，參加中興為期一月的新員工培訓。

“一下車，就看到藍天白雲，穿著皮鞋在外面走一天，都不用重新擦蠟”，深圳給曾印留下了極好的印象。他剛辭去教師的工作，從體制內投身企業。三年後，他隨新工作南下深圳定居。

從1980年深圳特區建立起，許多內陸地區的年輕人奔向深圳淘金。曾印是2000年初跳出體制、下海深圳的高知分子之一。

這股深圳移民潮持續至今。

“好多朋友都從北京來了深圳。”辰逸說。讓他們離開的原因雷同，北京的霧霾天氣、生活質量低、尤其是嚴苛的落戶政策，讓這群三十而已的年輕人在盤算未來的時候漸漸失去鬥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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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而立：從代工廠到硬件天堂

“這種感覺有如深圳市政府門前的那頭老牛，拼命向前拉，拉的卻是一個沒有根基的大樹墩——恐怕雕塑者沒有想到，這座暗含深圳精神的“孺子牛”雕塑竟然成了今日深圳心態的真實寫照。”

2002年，深圳的危機感達到了頂峰。

深圳特區建立前十年，依靠優惠貼補政策，在“三來一補”模式（即來料加工、來樣加工、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”）下吸引大量港資外資在深建工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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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過，低端製造的代工廠始終處在產業鏈末尾，工廠利潤低下。而且，1997年金融危機後，毗鄰深圳的香港受挫，這也讓當時的深圳投資、出口受到牽制。

產業升級和迭代成為了深圳必需的一道關卡。

進入2000年，隨著各地改革改制，吸引外資的政策蜂擁而出；同時中國加入WTO，與世界接軌，深圳作“窗口”的角色也變得有些尷尬，深圳依靠“三來一補”政策聚集起的低端製造業紅利已經走到了盡頭。

產業升級和迭代成為了深圳必需的一道關卡。

在2004年，深圳市委政府1號文件出台了《關於完善區域創新體系的決定》， 2006年深圳市委政府的1號文件，第一次提出了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國家創新型城市的決定，市政府開始為這個城市尋找自己的路。

此後，關於創新的呼聲沒掉下去過，針對各行業的資金補助、研發扶持、補貼的配套政策一批批落到實處。

2019年，受到製裁事件影響，曾印所在部門不得不解散，他也離開了中興通訊，他和從前的同事們重新創業，繼續的是老本行，“屬於換湯不換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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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盤與驅動力

在深南大道兩側林立的大樓裡，TCL、中興、聯想等企業的招牌十分顯眼，在這其中，只有騰訊是互聯網企業，而騰訊最初的業務也不是互聯網，而是尋呼機。

深圳沒有互聯網基因，它的基礎是硬件製造業。

“在這裡，隨便一個掃地阿姨都能給你組裝出一部手機”，這雖是句玩笑話，卻是華強北的真實寫照。這裡的櫃檯老闆告訴鋅財經，“能買到任何你需要的元器件，就算買不到，我們也能一夜之間幫你生產出來”，華強北是深圳在電子元器件產業中長出來的“特別現象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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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格電子商場，2003年

深圳的硬件製造大多都像華強北這樣集群存在，完善的產業鏈配套讓廠商快速找到原材料，縮短生產鏈條，提高利潤。這種成熟的模式吸引了眾多硬件創業者。

硬件創投機構Haxlr8r選擇在深圳落戶，也是為了方便其投資的創業者能快速找到工廠，做出原型產品，再去矽谷遊說投資人。

其創始人兼CEO Cyril Ebersweiler曾提到，深圳真的是什麼都有，從設計師、機械師、代工廠、零部件銷售商……想要什麼，都可以找到。

如果說硬件製造是深圳的底盤，那麼，民營經濟則是深圳的自驅動力。

1986年，深圳市政府要在國營企業系統推行股份制試點，王石決定抓住讓万科得以自主經營的機會。經過一番角力，1988年12月，万科終於擺脫國營的“如來神掌”，股改方案獲得通過。

由於地處深圳，万科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業幸運兒。深圳有相當多的知名企業，包括華為、平安、金蝶等，都創立於1988年，絕非偶然。此後，民營力量成為深圳經濟活躍的內驅動力，放眼全國，這是獨此一份的特例。

有行業人士認為，北京的經濟底盤是靠國有經濟撐起大樑，階級利益固化，許多生意要依靠政治資源、人脈，拿到牌照後就一本萬利。而深圳民營經濟的活力來源於獨特的政策與資本環境。

“這幾年經濟大盤蕭條，但深圳沒有太受影響，歸因是它強大的內驅力與活力”，曾印告訴鋅財經。

曾印也感嘆道，在深圳創業，硬件領域內，剛畢業的年輕人幾乎是做起不來的，至少要有七八年的積澱或者在軟件技術上有超人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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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業紅與黑

吳桂華見證了創業賽道的逐漸縮窄。

90年代末，中專畢業的吳桂華跟隨第二波移民潮來到深圳。當時，香港製造業北遷，深圳及週邊城市建起了許多代工廠，吸引了大批中國農村的勞動力。

通過老鄉介紹，進了一家廚電銷售店做店員。他憑著潮汕人好拼精神和機敏勁白手起家，從挨家挨戶做銷售，到成為區域高管，在深圳一點點攢下資源、門路和原始資本。

十多年下來，吳桂華創立了一個小廚電品牌。鼎盛時期，門店開到40多家。依托深圳成熟的加工產業鏈，吳桂華自定產品標準，在深圳找工廠代工；小部分買斷小型生產線，自己設計自己加工。

在吳桂華看來，最早期來到深圳，能夠靠著渠道占山為王，但是第二波、第三波來到深圳的創業者，再難吃到渠道紅利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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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源網絡

辰逸與陳魯是新一批的深圳移民。與前人的淘金不同，他們來深圳是權衡之後的選擇。

在去年來深圳之前，辰逸在北京乾了八年媒體。或許是因為離互聯網企業更近，見識過風口的膨脹，更以及潮落後滿地的荒唐。他打心眼裡對於北京的那種互聯網企業模式充滿質疑。

“創業者手裡拿著一個商業模式，去找投資人投錢，然後燒錢圈用戶，幾輪下來拉升估值，捧到上市，然後投資人創始人一起拿錢退出。你說這種企業最後給社會能帶來什麼嗎？”辰逸問道。

來到深圳後，辰逸也離開了媒體。他對深圳很有好感，這邊的企業創業大多都是自己真金白銀砸進去，一點點打拼出來的，“這才是實業興邦。”

陳魯來到深圳的時間更早，在2015年來深創業，辰逸對深圳的感知他大致同意。 “深圳很務實，創業非常看重投資回報，走燒錢模式的公司在深圳很難走起來。”

相對北京來說，深圳創業也更加容易，畢竟在北京人脈、圈層已經非常穩定，而深圳作為移民城市，“可能沒什麼防備。只要你說能賺錢，大家都願意聽你說。”

不過這並不代表深圳不會出現盲目追趕風口的現象。陳魯認為，深圳有股投機主義氣質，只要哪裡說能掙錢，大家就一窩蜂趕過去賺錢，非技術創業公司在深圳很難融到資。

有人列舉過，目前中國的互聯網小巨頭裡，美團、滴滴、字節跳動都在北京，而上海出現了拼多多、小紅書；唯有深圳顯得冷清許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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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屬感

“來了就是深圳人”，然而，要在深圳找到歸屬感並不容易。

由於極高的產業門檻，大多數創業者沒能站上經濟舞台，而更多數的人只是成為產業運轉中的螺絲釘。

曾印回憶，隨著南下打工潮來的人大多沒想過紮根深圳，都是想著掙點錢回老家，“2000年，就算是在科技園這些商業區，一到了晚上十點，大家都不太敢獨自出門，搶劫案件不時發生。”

“當時深圳房價很低，但誰想過在這裡買房，想的都是掙到錢後回家。”曾印提起，來到深圳時前途未卜，只是想著跳出體制，投入新世界。信息不發達的年代，人們的選擇少得可憐，只有“奮不顧身投入時代洪流”的勇敢和理想主義。

“辰逸們”選擇深圳的原因高度雷同：北京的戶口政策直接逼走了他們，綜合考慮發展機遇、成長環境、生活質量，深圳就成了退一步的選擇。社會工業化程度越高，人逐漸成為精密運轉的系統中的一顆螺絲釘，承受巨大壓力，設法做出自己人生的最優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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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山科技園

炎熱八月，深圳的空氣中夾帶著海的潮濕氣味。

晚上九點，高新園的高樓仍然亮著燈，每盞燈下的個體都在書寫不同版本的來深故事，他們共享這個城市的環境、資源，也共同感受著城市快進與時代傾瀉的壓力與焦慮。

城市與人相互選擇與塑造。

四十年，一代代移民南下，與深圳相互作用。 1979年末，深圳常居人口有31萬，到2019年底，這個數字變成了1343萬人，深圳的GDP也由1979年的1.96億元躍升到2017年的2.6萬億元，超越了隔壁城市香港，躋身亞洲經濟前五。

人口學歷結構也在發生改變，受產業升級的影響，深圳新增人口學歷結構也在提升。成立之初，深圳31萬人中僅有4000人以上是初中學歷；而在2008年，大專以上或中級職稱人才佔比達到10%；到2018年，深圳全年新增49萬人，其中應屆大學生和各類人才佔比達六成。

脫胎於社會階層急劇流動的80年代，風雲變化的市場經濟催生了深圳許多財富神話。年至四十，深圳氣質日漸沉穩，創富故事成了往昔的神話。